节选自《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又名《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三章。（本文写于1928年6月，当时作者已被斯大林党流放到西伯利亚）
著者：列夫·托洛茨基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列夫·托洛茨基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 苏维埃和革命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们违背历史要求的错误也会重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所谓“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见。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来说，它是否已经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说：没有！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援的民族改良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倒是预先假设－－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线发展的，他断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论据是“极为表面化”的，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104]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们和市侩们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绝夺取政权的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诡辩说：“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105]这就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论点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中国是否已经在经济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结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话，或许倒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回事。这个规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统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许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断言的那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事情就简直毫无希望了。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说来是不能起统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也没有纠正已犯的错误，而是以一种委婉曲折、含糊其辞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纲领草案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中世纪的封建关系都占优势……”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占优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数呢？还是指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所占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呢？在商业和银行资本所起的无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础上，本国工业异常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所起的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全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社会关系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关系部分地渊源于封建时期；它们也部分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就是说，是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迟缓、农村存在剩余人口、商业和高利货资本活跃等等的基础上的复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正确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所占的这种统治地位，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否则就谈不上首尾相符了。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少数人口时（或者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少数人口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些群众始终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106]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官方领导奉行的整个路线一直在反对让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
纲领草案说，“只有在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问题上一直承认的原则，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许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经济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计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许中国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存在” 的，因为这个专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锁链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讨论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问题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纲领草案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以及波兰等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说（正如在其它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错误地说过的那样）是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说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骗人的、不能容许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国际上的前提在内。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世界斗争的问题，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经济杠杆，我们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资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更是这样。然而整个问题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们这边；更正确些说，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们手中。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说，“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107]为什么谁也说不出呢？因为这个 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纲领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们企图在纲领中说出用演绎方法“谁也说不出”的东西。
当整个问题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许的、不可能的、荒谬的。这种错误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的理论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本节注释：
[104]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5]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6]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07]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4]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5]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6]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07]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