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又名《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三章。（本文写于1928年6月，当时作者已被斯大林党流放到西伯利亚）
著者：列夫·托洛茨基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列夫·托洛茨基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 苏维埃和革命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5. 苏维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负责。这个指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承认。
根据第一手文件，《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报导说，广州曾经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它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来说明广州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苏维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呢？我们从决议上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告诉我们，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维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苏维埃口号被宣布为“托派口号”了。但是，当大人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过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门生－－而不是门徒－－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己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简单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一九○五年的苏维埃最终涵盖了大批首都的工厂企业，在这之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建立过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那个官僚开列的“苏维埃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啰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问题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被降低为一个组织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们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们拋在路上，使先锋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须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是一个调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组织。他们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说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间断或不间断的经验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会约束日益觉醒和日益敢于行动的群众，不让他们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们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们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无论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吗？举例来说，列宁在谈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103]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没有这些证明，人们也能够想象到，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是时候承认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
在苏共党内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触目惊心的自我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它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阶级联盟”断绝关系，意味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路线。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组织形式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缓，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组织苏维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苏维埃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苏维埃本来是可能在工人运动里占上风的。在此期间，紧张的局势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再丧失任何时间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维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维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维埃。而且，在每一天时间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昧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组织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只有在这种组织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规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们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维埃就好象只是画在纸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似乎耀武扬威，其实并不存在）。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纸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维埃，我们赞成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维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深刻统一。
被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纲领草案中没有得到丝毫的阐明。
本节注释：
[103]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