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1928年6月）

节选自《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又名《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三章。（本文写于1928年6月，当时作者已被斯大林党流放到西伯利亚）

著者：列夫·托洛茨基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列夫·托洛茨基

前言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 苏维埃和革命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一次全会怎样评价（包括广州起义的经验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呢？它概括出什么进一步的前景呢？ （一九二八年）二月全会的决议是了解纲领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部分的关键。在中国革命方面，决议说：

“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在把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的同时〔？〕，又想跳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种预向是一个错误，其性质类似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所犯的错误。”

自从列宁不再领导共产国际以后，即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对“不断革命”进行斗争。那末，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一个带着特别指令被派去的领导人－－碰巧都犯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因之被放逐下狱的）同样的“错误”呢？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斗争己激烈进行两年半左右。当反对派指出中共中央旧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一致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98]

但是，尽管“成就非凡”，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逻辑暴露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共领导层就被重新评价，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被撤销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说新的领导层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考验，立刻就发现新的中共中央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细谈为了混水摸鱼而在一九二四年炮制的关于一九○五年“不断革命”论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说过，中国革命必须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继续开展，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要继续毫无间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方面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坚持说－－，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决议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结论。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是想要说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仍然是建筑在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完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问题全都没有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问题，以及经济崩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竭力反对后者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仅仅是抄袭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的革命倡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意味着，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说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府。

最近两年当中，苏维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只有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许建立苏维埃 （斯大林的“理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结论，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们却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吗？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吗？

为了摆脱绝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仓猝万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论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论据。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似乎“……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涂脂抹粉。这个论据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们已经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个题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统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场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经说明的那样，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国际性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践踏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页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分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用决议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高表现、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理论－－布尔什锥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不断与之斗争的理论－－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是，是否根本不能把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呢？我们的答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纯粹按照模拟（俄国）的方法（为中国）订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模拟，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模拟。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门径，拿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就曾经很好地使用过这种对比法。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经预见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错误。在无数场合下，列宁不得不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进行辩护。列宁回答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解决），所以要这样做（夺取政权）。在反对夺取政权时，博学的先生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99]。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针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写道：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00]

年轻的无产阶级在自己成长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列宁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列宁式对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必须说，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被尝试过了：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道路上，而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为结束；接着是武汉，那里的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成是土地革命组织者，实际上它是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它属于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派”的作用已经受到彻底考验以后，在“民主派”将会（在未来的阶级战斗中）起比过去更大的工农刽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以后，现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替国民党的新变种（民族统一战线？）留条后路创造条件，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准备新的绞索。

为了完整起见，让我们追叙一下列宁对相关话题发表的看法。当1917年某些布尔什维克时坚持以所谓“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联合执政经验对抗时，列宁曾简洁地说道：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脱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作为革命古董送到博物馆去（可考虑起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档案馆）。”[101]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说的。

当然，我们绝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现在立刻起义夺取政权。步调完全取决于环境。1927年惨败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现在，革命正在退潮。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半吞半吐的决议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吵嚷只能是罪恶的轻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败以后，一场经济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反革命政府的屠杀政策正在摧毁这个政治上被削弱的党。在中国，我们正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组织联系，在农村建立组织，领导和统一工人和农村贫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什么东西将会扭转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预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内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有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设想，由于领导直接错误造成的中国革命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铸为一体，恢复他们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们和敌人发生更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现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谈论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现已经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可能出现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统一战线”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纲领和策略。

然而纲领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说的呢？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结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换句话说，过去经历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纲领草案预见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经被拋在后面的东西。所谓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敞开了大门。由此可知，掩饰旧的错误必然会为新的错误铺平道路。

如果我们带着已经过时的“民主专政”蓝图，进入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无疑问，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本节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