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又名《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三章。（本文写于1928年6月，当时作者已被斯大林党流放到西伯利亚）
著者：列夫·托洛茨基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列夫·托洛茨基
前言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 苏维埃和革命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阶级联盟”这个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表现为“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进行 “独立”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它的“民主专政”。无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它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去年年底，为了竭力显示自己跟得上形势（以掩盖过去的罪行），莫斯科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起义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吸收教训。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导，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蒋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是背叛了我们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庄严地宣誓说：“我们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内部派系都是敌人。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系，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贫苦农民的运动争取过来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真理报》刊载了下述报导：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发布命令，实现……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资产阶级的一切住宅实行没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纲领不仅包括一般地没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实现工人控制生产，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没收资产阶级的住宅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它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 （正如中国普通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无偿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中国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使它发财致富、而且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国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掠夺方式，使工人控制生产的改良计画在中国甚至比在沙俄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成果的那些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挤压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革命领导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扫荡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错乱”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多多少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 （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开端，使农村的零星起义者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党。
但是，正是在领导方面出现了荒谬绝伦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灾难。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权威，所有这一切代表的力量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然后又支持汪精卫充当土地革命的“领袖”。在践踏了列宁主义政策的根本基础和折断了年轻的中共的脊骨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确保了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将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米留可夫将战胜中国的克伦斯基，而英日帝国主义将战胜中国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