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1928年6月）

节选自《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又名《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三章。（本文写于1928年6月，当时作者已被斯大林党流放到西伯利亚）

著者：列夫·托洛茨基

吴继淦、李路/译    陈泰/校译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列夫·托洛茨基

前言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 苏维埃和革命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纲领草案说：“〔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只有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容许的。”

这个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纲领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说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谈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因此我们说，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说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无产阶级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圈套。

这里所说的“暂时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或许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纯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协议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事先拒绝经过严加界定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协议。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达成协议，或者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租界内的罢工者而达成协议，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也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的反帝斗争，或至少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纲领草案开出来的那种条件。相反，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充当律师，并想方设法与后者建立某种亲戚关系。

通过这个预先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荒谬条件，纲领草案（尽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辞令和附带的性质）肯定而明确地说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出于实际理由、严格限于实用目的而达成的、仅适用于特定时机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资产阶级“真正”进行斗争并且“不要妨碍”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向资产阶级本身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作出诺言呢？资产阶级会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诺言，它甚至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参加农民国际，作为一个“外围支部”依附于共产国际，并想法钻入红色工会国际。简单地说，它会在口头上作出任何诺言，只要这种诺言使它有机会（在我们的帮助下）欺骗工人和农民，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更轻易地、更彻底地蒙蔽他们的眼睛－－直到开始出现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93]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许并不是要资产阶级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吧？我们再说一遍，为了把我们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资产阶级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对某一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绎方法对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预测的问题吧？可悲的是；正如最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绎式的预测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话，问题倒不会这样糟……

毫无疑问，纲领草案谈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在纲领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来说，通过一个《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决议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问题，是当权派在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进行辩护并以纲领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这个方针已经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毁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毁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赌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总评价上，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阻挠（工农的反帝斗争），不是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是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内容”和（莫名其妙地）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布哈林宣称：

“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短命鬼。”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列宁事实上曾经教导我们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样一场战争就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现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提出过，也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来说，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个大杂烩，但谁敢说中国的自由派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比它们的俄国原型水平更高，或者更为革命？

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说法，是在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后者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问题决定于一个发生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状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本土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当红理论家们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帝”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二世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 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画。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则公开支持美国的参战决定，希望协约国能解放中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反清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反沙皇斗争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辩解是在极其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他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特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94]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在搞投机。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草案中）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就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这才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准确提法。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革。如果说反清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派准备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绝对错误的新理论，声称殖民地资产阶级带有某种“固有的”革命精神，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1917年3月自由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去“逼宫”（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全国最受践踏、最筋疲力竭、最怕事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的民粹派律师克伦斯基变成了总理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吗？但是，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或者对待资产阶级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阶级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说：在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保持独立性，越是拒绝迎合资产阶级，越是拒绝美化资产阶级，越是拒绝过高估计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阵线”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愿，那末，资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或那个进步行动所带来的革命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是经不住批判的，无论是理论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纲领草案正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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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未予揭露和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另一错误铺平道路。

昨天中国资产阶级还被宣布为革命联合阵线的成员，今天它却已经“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耍嘴皮子的江湖把式是多么没有根据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全是以纯粹命令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资产阶级参加革命阵营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轻率，而是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压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资产阶级后来会拋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通过革命或以其它方式（例如俾斯麦“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也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调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让我们回顾这一事实：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五年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它得到了可以藉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说明“现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再次转向革命，而这次转变比一九○五年的转变更为急骤。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经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统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与此同时，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这个市场，使它不受廉价外国货的侵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统治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自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左倾”。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好者来说，将来是不会缺乏引诱的。如果今天告诉中共党人，说他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资产阶级结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现在这个联盟没什么用了，这就等于在形势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左倾”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共党人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仅用一个继续北伐，就完全推翻了纲领草案作者的机械概念。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原则错误会显得更为突出、更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辩。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综合物，即大俄罗斯人和“外族人”的结合，许多“外族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 （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经验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反动；在国家杜马中，它总是倾向保守派（十月党人），而不是倾向改良派（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许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能这样轻易就忘掉那些血的历史教训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PS分子[95]、以及格鲁吉亚和其它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组织，不仅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绝一切组织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们或许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吧？我们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 的错误吗？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吗？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论，把PPS、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说成是各个阶级在反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的跨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费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训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应该清楚知道－－作为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资本家和自由派归根结蒂甚至要比他们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在1898年的建党宣言中，我们党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96]。这个历史“规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阵营的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诺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97]

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对整个东方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纲领无论如何必须给这个论点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