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葡萄牙革命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战后欧洲仅有的两个法西斯专政国家，由于两国在二战时期中立，而且也没怎么迫害犹太人，因此没有被盟军解放。1974年的葡萄牙人民革命就是一场推翻法西斯专政体制的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由一群左翼青年军官发动，革命的结果是葡萄牙萨拉查法西斯政权被推翻，葡萄牙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葡萄牙共产党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流砥柱，因此革命后的葡萄牙新宪法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比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写道：
葡萄牙人民决心保卫国家独立，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确立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确保法治在民主国家中的最高地位，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以尊重人民的意志，建设一个更为自由、更加公正和更多友爱的国家。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是：
葡萄牙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以人的尊严和人民意志为基础，并致力于向无产阶级社会的转变。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二条就是：
葡萄牙共和国是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的法制国家，尊重并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及表达与政治组织的多元化，目的在于通过实现社会、文化与经济的民主以及强化民主分享制，确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今年是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三十周年。在1974年4月25日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向革命发展的趋势。但是，统治集团在葡萄牙社会党、葡萄牙共产党和其它一些“左翼激进团体”的帮助下阻止了革命的发生。
社会党的领袖、1986年至1996年曾任葡萄牙总统的马里奥·苏亚雷斯在事件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今年早些时候，苏亚雷斯在演说中警告说，今天的葡萄牙是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面临着“公开抗议，乃至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前景”。葡萄牙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苏亚雷斯继续说：“葡萄牙又一次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某些统治集团的人物无法了解什么是正确的道路。绝大多数葡萄牙人深深地感受到了不平等和日益增加的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前途迷茫的社会。”
葡萄牙总理、社会民主党人何塞·曼努埃尔·杜劳·巴罗索呼吁葡萄牙人民忘记革命（revolution），一起庆祝葡萄牙的“进化”（evolution）。在这种情况下，苏亚雷斯担心，统治集团会忘记1974年的教训。他担心，肆无忌惮的私有化、劳动市场“改革”、福利削减（正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开始的），以及[葡萄牙政府所采取的]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和恢复葡萄牙过去的帝国及其影响的企图，会触发新的社会革命。
·革命的根源
1974年革命是在葡萄牙比较滞后的历史发展环境中形成的。十五世纪以后，葡萄牙逐步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与生产活动几乎毫无联系的统治集团。随着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发展，特别是英国的发展，葡萄牙的殖民领地受到了威胁。在拿破仑侵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战争（1807-1814年）中，葡萄牙对英国负债累累，葡萄牙殖民主义进一步削弱。1822年，巴西独立。葡萄牙迫切需要军队保护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英葡条约》，英国垄断了葡萄牙的贸易。葡萄牙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摧毁，工业化进展缓慢。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导致了1810-1836年的自由党运动，若干大地产被肢解。1910年革命在葡萄牙推翻了君主制。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葡萄牙也陷入了动荡，1910年至1926年，即第一共和国时期，共出现了八任总统和45届政府。
到大战结束的时候，在葡萄牙的六百万人口中，只有13万人就业于工业部门，并且主要集中于小型作坊。象在俄国一样，工人阶级非常激进，在1917年发动了全国总罢工，葡萄牙两度陷入紧急状态。1921年，葡萄牙共产党成立。
面对政治动荡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1926年5月28日，右派发动了政变。两年后，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一个经济学讲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总理。工人阶级的斗争继续发展，1934年爆发了持续达五天的起义。萨拉查随即宣布葡萄牙为一个组合主义的国家（Estado
Novo）。
官方的法西斯主义政党 – 国民联盟，后改名为国家人民行动党 – 是唯一合法政党。独立工会和罢工被取缔，所有工人被迫加入官方的公司工会（sindicatos）。萨拉查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建立了秘密警察，逮捕和屠杀反对派。
对于葡萄牙统治集团来说，萨拉查政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本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萨拉查政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特性，并不能将葡萄牙隔离于世界经济之外。葡萄牙生产活动的相当一部分依赖于世界市场，葡萄牙还必须进口很多种制成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外国在葡萄牙的投资增加了两倍。投资主要来自于美国。这些投资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至1973年，在葡萄牙共有42000家企业，其中三分之一雇佣人数在十人以下。150家大企业控制了整个经济，其中大部分附属于外国资本，并且主要由几个巨富家族（Espirito Santo, de Melo, de Brito, Champalimaud）控制。德·梅罗（de Melo）的垄断公司Companhia Uni·o
Fabril (CUF)拥有几内亚-比绍的大部分财产，并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
尽管工业化有所发展，农业劳动者仍然占葡萄牙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多人在大地产（latifundia）中充当工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周围，有15万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六十年代时，葡萄牙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欧洲最低的，每周只有10美元。由于食品短缺和经济困难，每年有近一百万人移居其它欧洲国家、巴西和各殖民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非洲的葡属殖民地，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并且发展。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中，同时进行三场与游击队的战争，使葡萄牙的财政和劳动力资源都陷于枯竭。财政预算的近一半用于维持在非洲的15万军队。强制兵役制持续了四年之久，士兵待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增长，反对派运动逐步发展，一个称之为“尉官运动”的地下运动出现了。
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葡萄牙由于在非洲的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困境。根据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帝国主义被迫将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从经济崩溃中挽救出来，以避免社会革命的爆发。在美国的庇护下，并且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盾，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一系国际机构，以贷款的形式向西欧和日本注入了大量资本以启动它们的经济。
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是美元实行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但是，在长期，美国没有力量为整个世界经济持续提供资本。美国的对外支付赤字上升，并且情况随着越南战争而日趋严重，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在无法维持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5日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通货膨胀呈螺旋式上升，1973-1975年发生了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阶级斗争蓬勃发展。
葡萄牙的革命有希望发展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加上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从旁协助，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
·4月25日政变的准备过程
面对殖民地的起义和葡萄牙本土的罢工浪潮，军队上层开始采取步骤挽救资本主义、遏制工农的斗争。1974年2月，陆军的第二号人物及葡萄牙两大垄断公司（包括CUF）的总裁，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发表了《葡萄牙与未来》一书。这本书批评了萨拉查的继承人马塞罗·凯塔诺的非洲政策，呼吁培养一批温和派的黑人精英，将他们从民族主义队伍中分离出来。凯塔诺禁止该书发行，并且解除了斯皮诺拉与陆军总司令科斯塔·戈梅斯将军的职务，后者批准了该书的出版。
1974年2月，在Caldas da Rainha发生了一次流产的兵变。尉官运动在3月18日发表宣言，向斯皮诺拉和戈梅斯致敬并且表示完全支持Caldas
da Rainha的士兵，声称：“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尉官运动的领导人与斯皮诺拉和戈梅斯讨论了宣言，并且计划在4月25日发动政变。
这一天，武装力量运动（MFA—Movimento das Forcas
Armadas），也就是以前的尉官运动，宣布决定“依据人民的意志”推翻凯塔诺。事实上，凯塔诺本人要求斯皮诺拉防止国家“陷入暴民之手”。完全由高级军官组成的七人民族拯救委员会（JSN—Junta
da Salvacao Nacional）成立了，斯皮诺拉任主席。
斯皮诺拉试图将政变限制在“革新”（renovacao）的范围内，但是，政变发生后群众立即涌上大街，要求进一步的变革。愤怒的群众要求对旧政权的官员和支持者进行“清算”（saneamento），若干秘密警察成员被处死。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办公室和商店，农民夺取了土地。一星期后，五十万人参加了在里斯本的五一节游行。革命气氛感染到了武装部队，士兵和水兵与工人们一起游行，举着旗帜要求实行社会主义。
以前被禁止的各个党派从地下或流亡中恢复公开活动，包括阿尔瓦罗·坎哈尔所领导的葡萄牙共产党和马里奥·苏亚雷斯所领导的葡萄牙社会党。统治集团中比较有远见的人物已经知道必须依靠这些党派来防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武装力量运动以及其中的“武装干预”小组 –
大陆行动指挥部的性质，后者包括5000名精锐部队，由奥迪罗·萨来瓦·德·卡尔瓦霍任指挥官。
武装力量运动提出了“武装力量运动与人民的联盟”的主张。共产党、社会党和其它激进团体从未对此提出质疑。葡萄牙共产党宣布武装力量运动是“民主的保障者”。葡共与卡尔瓦霍、瓦斯科·贡萨维斯将军和七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发展了密切的关系。
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及其在葡萄牙的拥护者 –
革命政党建设联盟号召葡共和葡萄牙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国家机器与武装力量运动决裂。第四国际及其在葡萄牙的拥护者提出了解散军队和成立工农兵苏维埃的要求，与武装力量运动及其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相对立。
·第一届临时政府
1974年5月16日，斯皮诺拉任命了第一届临时政府，包括七名军人部长和来自共产党、社会党和半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民主党的各两名部长。在萨拉查 –
凯塔诺政权的最后阶段，人民民主党被允许作为一个半官方的反对派存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葡共都通过武装力量运动与国家机器保持联系，从而使工人阶级无法摆脱统治集团的影响。
为了实行劳动纪律和推行武装力量运动的“生产战役”中的紧缩纲领，葡共领导人阿尔瓦罗·坎哈尔被任命为不管部部长，葡共的阿瓦利诺·贡萨维斯则任劳动部长。葡共在以后的历届临时政府中都担任劳动部长的职务，要求工人们为“拯救国民经济”而努力，并且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活动迹象。葡共也参加了武装力量运动的执行委员会。
武装力量运动这时成为葡萄牙最重要的决策机关。武装力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由二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手中，其决定通常要由240名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批准。二十人委员会包括民族拯救委员会的主席和另外六名成员，五名军人部长（总理、两名不管部长、内务部长和劳动部长）以及“武装干预”小组的指挥官奥迪罗·萨来瓦·德·卡尔瓦霍。在整个革命时期，“武装干预”小组的领导人都保证说他们将“最终”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但是他们实际上起了妨碍组织人民警卫队或工人民兵的作用。
武装力量运动的政治纲领号召成立临时政府，负责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并由立宪会议起草宪法。武装力量运动能够盛极一时，是与葡共有关系的。葡共倡导“武装力量运动与人民的联盟”的观念，颂扬所谓的左派将领如卡尔瓦霍和瓦斯科·贡萨维斯。葡共认为：“武装力量运动是我们革命的推动力和保证
… 葡萄牙共产党认为在人***动与武装力量运动之间的联盟是必需的，是建设民主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革命进程发展的主要保障。”
在四月政变的时候，葡萄牙社会党只有不到200名党员。但是到第二年，就发展到6万名党员 –
主要是白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社会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与葡共和其它激进团体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各大国的支持。由于葡共选择了与武装力量运动合作，夺占了社会党的机关报《共和国报》（Republica）并且直接破坏社会党的会议，这就分裂了工人阶级，并加强了葡萄牙右派的势力。葡共谴责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组成一个由它所领导的单一工会，并且支持武装力量运动的军事独裁，这就使社会党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得以把自己打扮成比葡共的坎哈尔更加激进、更加民主，甚至更加马克思主义。
西方列强对于葡萄牙，这一北约集团的创始成员国，所面临的革命形势而感到警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苏亚雷斯，他要准备当“葡萄牙的克伦斯基”。葡萄牙社会党于是得到了来自国外的大笔资助，特别是来自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1975年2月，爱德华·肯尼迪与葡萄牙社会党领袖共同参加圆桌讨论。1974年12月，葡萄牙社会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的祝贺，而特邀发言人居然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圣地亚哥·伽里略。
·反罢工法
4月政变以后，罢工席卷了经济的各个部门。工人们建立了委员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逮捕法西斯的同情分子，工人监督，和社会主义。1974年5月15日，8400名工人占领了里斯纳夫（Lisnave）船坞。Timex公司的工人在6月3日罢工，两星期后，两万五千名CTT工人开始罢工，使邮政和电信服务陷于瘫痪。工人们接管了报纸，刊登各个党派的各种宣言。
葡共通过它的跨部门的工会联合会接管了原来的公司工会。葡共谴责罢工是“不负责任的”并说工人们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葡共在里斯本组织了一次示威，反对罢工工人。为了迫使Timex的工人停止罢工和保护工厂、机器，使用了军队。在文化节上，Comuna剧团抨击了天主教会，于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停止关于文化节的广播。
葡萄牙工业联合会（CIP, Confederacao da Indústria
Portuguesa）警告说，工人阶级的行动“对于国民经济是危险的”。工业联合会在公开场合主张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它的很多成员也为法西斯主义政党和组织提供资助，包括萨拉查所创立的基督教民主党。德·梅罗家族的CUF垄断公司则成为民主和社会中心党（即目前参加联合政府的右翼人民党的前身）的财政来源。
民主和社会中心党是由凯塔诺的原顾问费塔·多·阿马拉尔创立的，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但是，这些组织都没有群众基础。1975年1月，由于受到骚乱的冲击，民主和社会中心党不得不放弃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历次代表大会都不得不秘密进行。
1974年8月27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反罢工法。葡共和社会党都参与了起草这部法律。只有那些与“武装力量运动的纲领的精神”相一致的罢工才被许可。所有罢工都必须先经过工人投票，并要等待30天的冷却期。基本服务行业不允许罢工。禁止政治罢工、同情性罢工和占领工厂。第二天，军队包围了里斯本机场。国有航空公司（Transportes
Aéreos Portugueses，TAP）的工人当时占领着机场。拒绝服从命令的工人被逮捕，只有那些“保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的工人才被重新雇佣。
·两次政变
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给了反动派第二次机会。1974年9月10日，斯皮诺拉呼吁“沉默的大多数 …
觉醒起来，保卫他们自己不受极端的极权主义的危害。”人们准备在两星期后进行大示威。根据军队调动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被关闭的情况，工人们筑起了街垒，从而使政变不能得逞。但是，斯皮诺拉仅仅被允许辞职，代替斯皮诺拉的是他的老上级科斯塔·戈梅斯将军。
新一届临时政府成立了，少了斯皮诺拉和民族拯救委员会的另外三名成员。该届政府维持到了下一次右派政变的时候，也就是1975年3月。
1975年1月，工人委员会联合会，也就是Inter-Empresas成立了，将Timex, TAP,
里斯纳夫和其它公司的工人都联合起来。工人委员会联合会组织了反对北约军舰停泊里斯纳夫船坞的示威。临时政府禁止一切示威，葡共抨击了示威的组织者。尽管如此，4万人参见了示威。
临时政府批准了厄内斯托·奥古斯都·梅洛·安东尼斯少校起草的经济计划。安东尼斯少校是武装力量运动中的“九人小组”的成员。这一计划随后为武装力量运动的代表大会所批准。这一计划“排除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管理
… 但是它并不排斥多元主义社会 …
当前的阶级斗争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安东尼斯计划主张实行部分的国有化，由国家接管某些经营不良的大地产，以及增加外国投资。
1975年3月初，斯皮诺拉进行了又一次政变尝试。这次政变得到了基辛格和美国大使弗兰克·卡卢奇的批准，但是斯皮诺拉的部队在最后一刻哗变。斯皮诺拉逃到了西班牙，后来去了巴西。很多支持政变的资本家被逮捕，包括Espirito
Santo家族（拥有葡萄牙最大的银行之一）和德·梅罗家族的七名成员。但是，所有这些人后来都被释放了。
民族拯救委员会被革命委员会所代替。在工人阶级斗争高涨的情况下，组成了第四届临时政府。新政府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是没有包括三家国际银行。由于银行同时又是控股公司，政府这时控制了葡萄牙几乎所有的报纸、保险公司、饭店、建筑公司和其它多种企业，相当于葡萄牙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新政府还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保证实行土地改革。
葡共宣布，这些企业“已经被国有化，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只是在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实行的国有化有差别罢了。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并且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党中还有他们的身影。国有化的目的，是为了给私人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并通过由国家任命经理，来限制工人委员会的权力。
·立宪会议
1975年4月25日进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立宪会议负责起草宪法。社会党得到了将近38%的选票，人民民主党得票率为26.4%，葡共得到了13%的选票。
选举结束后，仍然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迹象。农村也开始与城市一样躁动不安。南方的无地农民夺取了他们所耕种的大地产，并且开始通过Alentejo红色委员会等组织从事集体生产。葡共将这些组织称为“无政府主义
”并建议工会控制今后的一切占领土地的行为。
1975年6月至8月，由于《共和国报》事件，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退出了第四届临时政府，葡共及其盟友因而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政府及其各部。同时，“贡萨维斯派”，也就是葡共在军队中的同情者，控制着武装力量运动的革命委员会。
武装力量运动和葡共召集了革命团结阵线（FUR, Frente de Unidade Revolucionária），以便将武装力量运动与人民之间的“协定”“制度化”。革命团结阵线包括基层、市镇和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最终将代替临时政府。武装力量运动的这一步骤，其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军官的统治，摧毁独立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委员会，防止双重政权和工人苏维埃的出现。革命团结阵线的各级代表大会只有在“经过武装力量运动的评价以后”才能开始工作，并且都将被置于军队管制之下以确保“它们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在军队中，除了武装力量运动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其它政治组织存在。
·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
革命团结阵线得到了大多数激进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认为，武装力量运动和“武装干预”小组的建议“为实行革命的政治纲领奠定了可行的基础”，阵线的各级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人民权力的自治机关”，构成了“革命进程的前进道路”。
在这些团体中，有些是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支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也就是今天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创始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从第四国际中分裂出来的。他们认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国家资本主义）中的一个新的阶级。这一立场，不仅为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且屈服于战后帝国主义的稳定局面。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激进辞藻，对工团主义的颂扬，以及其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只是为了掩盖它拒绝对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在工人阶级中的政治统治进行斗争的真实面目。
无产阶级革命党无条件地支持武装力量运动和“武装干预”小组。它称颂“武装力量运动关于将武装力量运动与人民联系起来的主张”是“数月以来为建立革命代表大会而斗争的人们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而武装力量运动的“没有党派的军人政府”的主张恰好与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没有党派的革命政府”的口号相吻合。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在葡萄牙有两个组织：官方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和同情组织工人革命党。联合书记处是1953年从第四国际中分裂出来的。在米歇尔·帕布洛的领导下，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证明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官僚集团在东欧所建立的退化的工人国家实际上是未来的方向。通过对官僚集团施加压力，可以迫使它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斗争和夺取国家权力，退化的工人国家将长期存在。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和联合书记处对斯大林主义力量的估计。国际委员会捍卫托洛茨基的分析，认为或者工人阶级将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寄生的官僚集团，或者官僚集团将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在它的国际刊物《洲际通讯》中，联合书记处否定了武装力量运动的建议，认为奥迪罗·萨来瓦·德·卡尔瓦霍实际上是要建立“非党军事独裁”。这一结论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联合书记处却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党和立宪会议那里，声称立宪会议“是唯一可以公开讨论群众问题的论坛”。不仅没有公开号召组成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联合书记处还说成立苏维埃的号召是“反民主的”和“不现实的”。
在葡萄牙，帕布洛派的两个组织都对武装力量运动和“武装干预”小组表示了支持，呼吁他们“与被剥削群众的运动结成真实的和稳固的联盟”。工人革命党承认自己以前关于武装力量运动是“一个保卫资本的根本利益的
… 资产阶级运动”的分析是错误的，认为武装力量运动正在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军事委员会正在“倡导苏维埃政权”。
武装力量运动和“武装干预”小组还得到了另外七十个左右的激进党派的支持，包括从葡共中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团结和革命行动联盟和若干毛泽东主义派组织。
在毛泽东主义派组织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1970年从葡共中分裂出来的，后来将葡共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党。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公开站在一起，在197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号召它的支持者把票投给社会党所支持的“法律与秩序”候选人拉马荷·伊恩斯。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阿纳尔多·马托斯将“武装干预”小组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警察力量”，结果在1975年5月，“武装干预”小组利用旧警察的档案逮捕了400名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成员。在革命期间，曾经是葡萄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成员的何塞·曼努埃尔·杜劳·巴罗索，现在是右翼联合政府的总理。
·“武装干预”小组被解散
到了1975年的“热夏”，葡萄牙继续处于动荡不安中。以梅洛·安东尼斯为首的“九人小组”的军官们警告说，国家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并说服大多数军队代表罢免了瓦斯科·贡萨维斯。在失去多数的情况下，贡萨维斯辞去了总理职务。在工人阶级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的情况下，葡共占主导地位的第五届临时政府竟跟随贡萨维斯辞职了。
社会党、人民民主党和葡共一起参加了第六届临时政府，政府首脑是何塞·巴布蒂斯塔·平埃荷·德·阿泽维多元帅。新政府立即散发了一项秘密计划，即所谓“上校计划”，提出要复兴私有经济部门和重组国有经济部门。这项计划要求禁止平民持有武器，准备组成军事干预力量，解散“武装干预”小组和清洗受到左派影响的军事单位，将《共和国报》归还给社会党，并解决热内桑卡广播电台（Radio Renascenca）的问题。热内桑卡广播电台是由天主教会拥有的，电台工人一直占领着电台，并使它成为革命团结阵线的主要宣传喉舌。
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新成立的第六届临时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现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反对，双重政权的局面已经出现。
9月29日，平埃荷·德·阿泽维多总理命令军队占领所有广播电台。“武装干预”小组发誓要保卫工人。11月7日，热内桑卡广播电台的传导器被炸毁。无产阶级革命党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他们呼吁武装力量运动中的军官领导武装起义：“基于陆军和海军中的绝大多数军官的革命倾向，基于这些军官在部队中担任的各级指挥岗位，不难设想一项计划，按照与4月25日一样的模式运用部队。”“过去的一切历史都表明，资产阶级愿意发动内战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幸运的是，在葡萄牙，统治阶级没有军队。他们依靠在西班牙的唯利是图分子以及美国和北约的军队。”
在几天之内，右派就向无产阶级革命党证明了他们的估计有多么荒谬。1975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多斯·桑托斯·拉马荷·伊恩斯上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入市区，解除街垒，并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几乎没有放一枪。“武装干预”小组，还有基层士兵组织，如“士兵们，团结起来，就能胜利”，在几星期前还能够动员数以万计的人参加示威，现在只是面对200名突击队就被驱散了。
1976年1月，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热内桑卡广播电台被交还给天主教会，大部分秘密警察成员被释放。
1976年4月2日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保证要在葡萄牙实现社会主义，宣布国有化和土地没收是不可逆转的。几星期后，选举了新的议会 – 共和国议会，社会党获得胜利。苏亚雷斯立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实施结构调整计划。
多年来，资产阶级已经逐步收回了他们曾经被迫做出的让步。现在的杜劳·巴罗索政府正在通过“劳动灵活化”、将财富再分配给富人和私有化的政策进一步摧毁残余的社会权益。